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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13日，广州，天气有些沉闷，如同暴雨将至前的压抑。
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夏日，人们忙于生计，谈论着家长里短。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这份宁静。
海珠大桥的北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桥墩的水泥壁上，一张白纸黑字的传单赫然在目，在灰色的墙体上显得格外刺眼。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北京路著名的陈李济联合制药厂门前，以及另外五个市民日常经过的地点，同样内容的传单如同鬼魅般冒了出来。
起初只是零星几个人驻足观望，很快，好奇的人群便围成了一圈又一圈。
传单上的文字，是用一种颇具力道的钢笔字书写的，内容却充满了煽动与敌意。
它用蛊惑人心的语调，鼓吹着早已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将在“铁杆盟友”美利坚合众国的鼎力支持下，发动所谓的“光复大陆”行动。
传单的末尾，还煞有介事地号召潜伏的反动分子积极参与到这场“心理作战”之中，并许诺“党国”必将按功论赏。
落款更是嚣张至极：“中华民国国防部心理作战总队驻大陆代表——龙伯”。
人群中议论纷纷，惊愕、愤怒、不解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人敢搞这个？”“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就在陈李济药厂门前，人群越聚越多之时，一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恰好路过。
他看到传单的内容，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
没有丝毫犹豫，他快步上前，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迅速脱下了自己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一把将那张罪恶的纸张严严实实地盖住，隔绝了所有窥探的视线。
他的动作果断而庄重，仿佛在捍卫一份不容玷污的荣誉。
事后，广州市公安局专门向这位战士所在的部队发去了一封感谢公函，表彰他的高度警惕性和革命觉悟。
然而，影响已经造成。
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层层上报，最终，这七张薄薄的纸片被整齐地摆放在了广州市公安厅厅长王宁的办公桌上。
王宁，一位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出来的老革命。
1938八年，年仅十八岁的他便投身革命洪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4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延安从事保卫工作，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打了半辈子交道。
到了1962年，他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已有二十余载，什么样的风浪没有见过？
可像今天这样，敌特分子把反动传单贴到公安眼皮子底下的嚣张行径，他还是头一回碰上。
王宁的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他用指关节一下下地敲击着桌面，眼神锐利如鹰。
这不是简单的破坏活动，这是在“七一”前夕，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的赤裸裸的挑衅！
“立刻向省委报告！同时上报北京公安部！”
当晚，“613专案组”正式成立。
市局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三十二名最顶尖的精英侦查员。
王宁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
省委的指示也随之而来，措辞严厉，只有一句话：务必在“七一”之前，将这伙嚣张的敌特分子挖出来！
专案组成立的当晚，三十二名侦查员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桌子中央，那七张已经泛黄的传单被小心翼翼地陈列着，仿佛是敌人投下的战书。
“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从这张纸开始。”王宁打破了沉默。
侦查员们开始轮流发言，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眼睛毒辣得很。
在他们看来，这几张看似普通的传单，实则处处都是线索。
“首先，看这个字。”
一名负责技术鉴定的老侦查员扶了扶眼镜，“钢笔字，笔锋刚劲有力，入木三分，说明书写者是个手腕有力的中青年男性。语句虽然通顺，但谈不上什么文采，应该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看，每一行字的排列都非常整齐，字间距几乎一致。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过，纸上有非常淡的铅笔划线痕迹，说明这个人在誊抄之前，还特意用尺子画了格。这个人，做事相当讲究，甚至有点刻板。”
另一位侦查员补充道：“我同意老张的看法。这个人做事严谨，很可能有过特殊的职业经历。比如，在旧军队里当过文书，或者在伪政府机关里做过会计、教员之类的工作。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再看这张纸。”
又有人拿起一张传单，“白纸，规格是16开。边缘有明显的裁剪痕迹，而且裁得不是很规整，像是用剪刀或者小刀手工裁下来的，说明它是从一张更大的纸上分出来的。传单的内容是用复写纸复制的，笔是当时很常见的圆珠笔。粘贴用的是液体胶水，也是市面上最普通的牌子。”
这一点，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这就奇怪了。”
一位年轻些的侦查员皱起了眉头，“自从解放后，我们跟保密局的特务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的装备都相当精良，从发报机到毒药钢笔，五花八门，都是美国货。国民党在潜伏特务身上，一向很舍得花钱。可这个所谓的‘龙伯’，又是驻大陆代表，听起来来头不小，怎么用的家伙什这么寒酸？复写纸，圆珠笔……这简直就像个穷酸秀才在自己家里搞的小动作。”
这个矛盾点，正是案件的核心疑点。
“还有张贴手法。”
负责现场勘查的侦查员指着照片说道，“根据传单张贴的高度，我们推测张贴者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但是，你们看，这几张传单都贴得歪歪扭扭，有的甚至快要掉下来了。这和书写者那种严谨细致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敢断定，写传单的人和贴传单的人，根本不是同一个！这说明，这是一起团伙作案。”
经过一夜的激烈讨论，专案组对这个神秘的“龙伯”及其团伙，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画像：
主犯“龙伯”，很可能是广州本地人，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家境应该不差，至少读完了初中。
他极有可能参加过敌伪的党、政、军、警、宪、特组织，或者在反动道门、土匪团伙里待过，对新中国抱有刻骨的仇恨。
他现在的公开职业，可能是小学教员、会计，或者其他需要动笔的文职工作。
而他的同伙，则负责具体的行动，是抛头露面的“马前卒”。
眼看着距离“七一”越来越近，时间紧迫。
王宁当即下令，将专案组分为数个小组，立刻在发现传单的海珠大桥北崍和北京路陈李济药厂周边的区域，展开地毯式的调查，询问群众，寻找任何蛛丝马迹。
然而，敌人的狡猾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侦查员们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在茫茫人海中展开了艰苦的排查。
他们走访了上百户居民，询问了数百名过路群众，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
期间，他们确实抓获了两名形迹可疑的嫌疑人。
一个是在逃的惯盗，案发当晚曾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踩点；
另一个是专门给外国人拉皮条的“黄牛”，也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
专案组对这两人进行了严密的审讯，但结果令人失望。
这两人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跟反动传单案确实没有半点关系。
整整四十多个小时过去了，专案组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手上掌握的有效线索却依然是零。
所有的调查都指向了死胡同，案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里有一位名叫蔡仲春的年轻侦查员，年方26，是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他为人踏实肯干，只是家中情况有些特殊，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与他相依为命。
自从加入专案组，他就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案子上，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这天下午，正当蔡仲春和同事们对着地图苦思冥想，蔡仲春的邻居打了一个电话到公安局，带来了一个焦急万分的消息：他的母亲突发急性阑尾炎，已经被送进医院，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了蔡仲春的心上。
一边是十万火急的案子，一边是病危住院的母亲，他一时间手足无措，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上级领导得知情况后，二话不说，立刻给他批了假。
“快去！案子是大家的，家里的事是你一个人的！”
领导还亲自给市局行政处打了电话，要求以组织的名义跟医院联系，务必对蔡仲春的母亲给予最好的照顾。
蔡仲春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到了医院。
手术正在进行中，他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身边陪着他的是闻讯赶来的两位舅舅。
等待的时间是如此漫长而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滚过。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蔡仲春的小舅舅主动找他聊天。
这位小舅舅是市商业局文化用品科的一名科员，平日里就负责跟各种纸张、笔墨打交道。
聊着聊着，蔡仲春心里忽然一动。
他想起了案子里那些“穷酸”的作案工具——16开的白纸、复写纸、圆珠笔……这些不都是文化用品吗？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随口向舅舅问了一句：“舅，我问您个事儿。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一次性批发到大量的纸和笔，还不容易引起注意的？”
这原本只是他职业习惯下的无心一问，没想到，小舅舅的回答却让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大量的纸笔？有啊！”
小舅舅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不知道吗？最近文庙里正在举办‘迎暑假文具用品展销会’。全市大大小小的文具生产厂家、小作坊都去了，摆了几十个摊位，各种文具应有尽有，去那里买，别说大量的，你就是想把一个厂的货都包圆了都行！”
文庙展销会！
这个信息，他们专案组竟然完全没有掌握！
敌特分子会不会就是利用了这个展销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采购到了所有作案工具？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告诉他们手术非常成功。
市公安局行政处也派了一名女警赶来，协助蔡仲春照顾母亲。
看到母亲脱离了危险，又有组织派来的同志帮忙，蔡仲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跟母亲和舅舅们简单交代了几句，便再也坐不住了。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他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岗位！
蔡仲春火速找到了自己的搭档易金山，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他。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希望的火花。
尽管经历了此前一次次的失望，他们已经做好了再次一无所获的心理准备，但这一次，直觉告诉他们，方向对了！
两人没有片刻耽搁，立刻驱车赶往文庙。
展销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蔡仲春和易金山一家家地走，一家家地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最终，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个角落里毫不起眼的摊位上。
摊位上挂着一块破旧的牌子，上面写着——“跃进文具用品厂”。
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摊位上的货物都是几年前的囤货，纸张已经微微泛黄，样式老旧，根本无人问津。
然而，就是这家厂的产品，却与“613反动传单案”中出现的物料——圆珠笔、复写纸、16开白纸、液体胶水，完全吻合！
02
文庙展销会的一角，跃进文具用品厂的摊位显得格外冷清。
厂长是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正无精打采地抽着闷烟。当蔡仲春和易金山亮明身份，询问起近期是否有大宗交易时，他那双原本黯淡无光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异样的神采。
“公安同志？你们问这个做什么？”厂长掐灭了烟头，显得有些警惕。
易金山不动声色地说道：“我们正在调查一个案子，需要了解一些情况。你只要照实说就行。”
厂长搓了搓手，似乎陷入了回忆，然后一拍大腿：“要说大宗交易，那还真有！而且邪门得很！”
原来，就在几天前，他们这个无人问津的摊位，突然来了一位财神爷。
那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一身打扮在当时那个年代，简直就像是从画报里走出来的。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头上戴着一顶亚麻材质的凉帽，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时髦的墨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浓浓的南洋风情。
据厂长描述，这位客人说话慢条斯理，文绉绉的，带着点旧派的腔调。
他进来看了没多久，也没怎么挑拣，就指着摊位上所有的存货，对厂长说：“这些，老朽全要了。”
厂长当时就懵了。
他这些积压了多年的囤货，自己都嫌弃，没想到竟然有人要“包圆”！
他结结巴巴地报出了一个总价：一千三百二十一块八角四分。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这笔钱足以在广州买下一套像样的平瓦房了。
厂长本以为这个价格会吓跑对方，谁知那小老头连价都没还，当场就从一个精致的皮包里点出了现款，只有一个要求：要把货送到他指定的地址。
这桩离奇的买卖，让厂长至今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他叫什么名字？有留下什么信息吗？”蔡仲春追问道。
“有有有！”
厂长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压得有些褶皱的钱包，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名片是硬质卡纸做的，设计很洋气。
上面用繁体字印着：马来亚槟城华粤财团 永久次席董事 区照铭
这个头衔，让蔡仲春和易金山的心头都是一震。
马来亚华侨，还是个财团董事，这身份可不一般。
“他买这么多文具做什么，有说吗？”易金山继续盘问。
“说了。”
厂长点头哈腰地回答，“那位区先生说，他童年是在广州度过的，小时候在这附近读过三家私塾。现在那三家私塾都改成公办小学了。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做点善事，把这些文具买下来，捐给那三所小学的贫困学生。”
一个出手阔绰的爱国侨商，一段回报故里的慈善佳话。
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天衣无缝。
但两位侦查员的直觉却告诉他们，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获取了区照铭的身份和住址后，蔡仲春和易金山立刻向专案组做了汇报。
王宁听完，眉头紧锁。区照铭的身份太特殊了——外籍人士，著名侨商。
在那个年代，处理涉外案件必须慎之又慎，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外交纠纷。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绝不能贸然上门去调查一个这样的人物。
“先别惊动他。”
王宁沉思片刻，下达了指令，“我们先从侧面查。既然他说要把文具捐给三所小学，那我们就去核实一下，这批文具到底去了哪里。如果文具真的分发给了学生，那可能只是巧合。如果……文具的去向有问题，那这个区照铭，就绝对不简单！”
计策已定，蔡仲春和易金山再次出发。
他们没有直接去区照铭家，而是找到了跃进文具用品厂的厂长，让他出面配合。
第二天上午，两人换上便装，打扮成文具厂的员工，跟着厂长一起来到了区照铭位于越秀区西湖路的那栋洋房前。
这是一栋三层高的西式小楼，带着一个漂亮的花园，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祖产。
厂长上前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佣。
“我们是跃进文具厂的，”
厂长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说辞，客气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前几天区先生在我们这儿买了一批货，我们回来盘点库存的时候发现，好像数目有点对不上，领导怕是当时送货的时候搞错了，特地派我们过来核对一下，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的。”
女佣听了，倒也没怀疑，爽快地让他们进了门。
洋房的客厅宽敞明亮，摆设着许多名贵的红木家具。
但蔡仲春和易金山一眼扫过去，心里就是一沉——客厅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堆积如山的文具。
“东西呢？”厂长也有些意外。
“哦，那些文具啊，”女佣随口答道，“当天下午，就被那三所小学的老师们派车拉走了，说是要赶快给孩子们分下去呢。”
线索似乎又断了。
两人不动声色，向女佣道了谢，便离开了洋房。
他们没有放弃，马不停蹄地赶往区照铭提到的那三所小学。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让案情变得更加诡异起来。
三所小学的校长和老师都证实，他们的确收到了来自区照铭先生的捐赠，对此他们感激不尽。
但是，当蔡仲春和易金山拿出跃进文具厂的出货单，一一核对物品和数量时，一个巨大的疑点浮出了水面。
三所小学收到的，只有圆珠笔、练习本和部分胶水，而且数量也与出货单上记录的总数严重不符，少了将近一半。
而最关键的，也是制造传单所必需的核心物料——大量的16开白纸、整盒的复写纸，以及油印机和油墨（这些是厂长为了清库存搭着卖的），三所小学竟然一样都没有收到！
也就是说，有人在这批捐赠物资中，精准地“偷”走了所有能够用来制作反动传单的工具！
这个发现，如同一道惊雷，让蔡仲春和易金山瞬间明白了。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调查的方向，走对了！
消息传回专案组，所有人都精神一振。
调查的重心，正式从大海捞针式的排查，转向了对关键人物——区照铭。
03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区照铭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神秘。
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充满离奇色彩的传奇小说。
区家祖上三代，在南洋都是响当当的巨富。
区照铭的父亲区拂尘，更是一代商界奇才，十八岁时便已能独自经营两家工厂、一座橡胶园和一条数千吨的远洋货轮。
区拂尘有一妻两妾，区照铭是妾室所生，虽是庶出，却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经商天赋，是所有儿子中最出色的一个。
区拂尘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全部心血，悉心培养。
待他去世后，年仅三十一岁的区照铭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庞大的家业，成为“华粤财团”的首席董事，在整个南洋华侨界赫赫有名，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区照铭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好端端的，竟然得了一种怪病——精神病。
发起病来，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看了无数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
坊间传闻，说他是被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下了降头，暗算了。
更可怕的是，区照铭少年时受父亲影响，学过一身扎实的南拳功夫。
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就对身边的人拳打脚踢，力大无穷，无人能近。
区氏家族无奈之下，只好召开内部会议，商量决定将他送回广州的祖宅治病，由国内的名医调理。同时立下约定：一年之内，如果区照铭能痊愈，首席董事的位置依旧是他的；如果好不起来，那就必须让位。
一年后，区照铭的病情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并未完全根治。
首席董事的宝座，自然是与他无缘了。
不过，家族念及旧情，保留了他终身董事的身份。
这意味着，即便他什么都不干，下半辈子也依然可以靠着分红，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
于是，这位曾经的商界天骄，就这样留在了广州，住进了西湖路的老洋房里，成了一个深居简出的“病人”。
他至今未婚，身边只有两名佣人照顾。
一个叫韦锦道，五十来岁，是个聋哑人，大家都叫他老韦。
他原是六榕寺里专门侍弄花草的僧人，一手园艺功夫出神入化。
区照铭听闻其名，特意将他请来打理花园。
老韦虽然不能言语，但为人忠厚老实，对主人忠心耿耿。
另一个叫柳彩霞，三十多岁，海南人，大家都叫她柳嫂。
她负责区照铭的饮食起居，性格爽朗，办事麻利，一手饭菜做得相当可口。
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因为区照铭有精神病史，在1955年国家搞统购统销，对粮食和日用工业品实行定量供应时，根据政策，需要为他指定“监护人”。
当时来办理手续的民警，就让柳嫂和老韦做了他的监护人。
因为两人都声称不识字，所以在文件上，都是按的手印。
专案组对区照铭家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摸排，发现他虽然是个“病人”，但生活过得极其优渥。
即便是全国最困难的那几年，他海外的亲戚还时常寄来各种面粉、牛油、肉类罐头、糖果等高级物资，日子过得比许多干部还好。
就在专案组准备对柳嫂和老韦进行外围接触，想从他们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区照铭的情况时，这两位佣人，却主动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重磅炸弹。
他们竟然告诉前来旁敲侧击的侦查员，那些凭空消失的文具，根本不是被小学拉走的，而是——被人偷走的！
“被偷走的？”
这个说法让前来接触的侦查员大感意外。
这与他们之前在小学里核实到的情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如果说小学那边只是部分物资不知所踪，那么佣人口中的“失窃”，则让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专案组立刻将柳嫂和老韦请到了一个临时的询问点，对这起所谓的“失窃案”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柳嫂的叙述条理清晰，细节丰富。
她回忆说，那天下午，跃进文具厂的货车将一大堆文具卸在了洋房一楼的客厅里，堆得像小山一样。
可没过多久，区先生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乏力，像是中暑的症状。
柳嫂和老韦不敢怠慢，慌忙搀扶着区照铭去看医生。
这一折腾，就到了晚上。
区照铭的病情有所缓解后，老韦便先回了自己位于前院的住所。
老韦和柳嫂都不住在主楼里，柳嫂住在后院加盖的披屋，老韦则住在前院靠围墙的两间平房里，他并没有主楼的钥匙。
等柳嫂安顿好区先生，回到一楼客厅时，才惊骇地发现，白天还堆得满满当当的文具，竟然不翼而飞了！
“当时就把我吓坏了！”
柳嫂拍着胸口，心有余悸地说道，“我还以为是遭了什么江洋大盗，赶紧把整个屋子检查了一遍。”
专案组的技术人员立刻对区家洋房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更为细致的现场勘查。
他们果然在二楼的几个房间门锁上，发现了被工具撬过的痕迹。
几个抽屉和橱柜，也有被明显翻找过的迹象。
然而，奇怪的是，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从古董摆件到金银首饰，都安然无恙。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伙费尽心机潜入豪宅的盗贼，对遍地的金银财宝视而不见，却偏偏对一堆不值钱还不好销赃的文具情有独钟？这根本不符合常理。
“家里遭了贼，为什么不报案？”侦查员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柳嫂叹了口气，露出一脸的无奈：“我当时急得跟什么似的，马上就想去派出所报案。可是先生不让。”
“为什么不让？”
“先生说，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要捐出去做善事的，现在被人拿走了，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他说，眼下这个辰光，好多人日子过得太苦，实在没办法了才走歪门邪道。偷点纸笔去换几个钱，也情有可原，就算了，不必追究了。”
区照铭这种超乎常人的“佛系”态度，让在场的所有侦查员都感到了一股寒意。
这不像是善良，更像是一种刻意的掩饰。
一个正常人，家里进了贼，即便不心疼财物，也总会感到愤怒和不安，怎么会如此淡定，甚至还为盗贼开脱？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压抑。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核心推论。
“这根本不是什么失窃案，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内外勾结的阴谋！”王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技术人员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现场残留的痕迹推测，嫌疑人是从洋房后面的小河，划了一条船悄悄靠近后门。
其中一人翻墙进入院子，打开后门，再放同伙进来。
他们对区家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地知道当天下午区照铭和柳嫂会出门就医，家里只剩下一个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聋哑老韦。
他们进入洋房后，敲碎了窗户玻璃潜入，这种声音根本无法惊动住在前院的老韦。
整个作案过程从容不迫，不紧不慢。
他们不仅搬走了体积庞大的文具，还有时间去楼上撬开几个房门，翻箱倒柜，伪造出一个普通盗窃案的现场。
他们似乎笃定，区照铭不会在短时间内回来。
这一切都说明，盗贼的真实目标，就是那批文具！
而他们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通过区照铭来购买，就是为了绕开正常的购买渠道。
在当时，个人想要一次性购买如此大量的纸张和复写纸，是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的。
敌特即便能伪造介绍信，事后公安机关按图索骥，也很快就能查到他们头上。
而利用区照铭这位“爱国侨商”的“慈善捐赠”，无疑是最高明、最安全的障眼法。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内鬼”，到底是谁？
所有的疑点，都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了区照铭、柳嫂和老韦这三个人身上。
区照铭的嫌疑最大。
他莫名其妙地去买文具，又匪夷所思地阻止报案。
他的精神病，究竟是真是假？
会不会是他为了掩护同伙，自导自演了这出戏？
而柳嫂和老韦，作为区照铭最亲近的人，他们真的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吗？
他们忠心耿耿的外表下，是否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在专案组对这三人展开更深层次的背景调查时，负责外围布控的侦查员传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们发现，柳嫂每天出门买菜，总会在固定的一个菜摊前，停留比别处更长的时间。她和那个摊主之间，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但偶尔会有一些不易察觉的眼神交汇。这个微小的细节，被侦查员悄悄地记录了下来。
案情错综复杂，真假难辨。
总指挥王宁深思熟虑后，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将审查地点，就设在区照铭的洋房里。
这个决定一举多得。
首先，这是对区照铭这位“外籍人士”的一种“尊重”，避免了将他带到公安局可能引起的麻烦。
其次，将三名嫌疑人置于同一个空间内进行隔离审查，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反应。
在此期间，这三人如果需要就医、购物，公安机关不会阻止，只会派人“保护”，实则全程监控。
为了方便指挥和联络，专案组还以办案为由，在区家洋房里临时安装了一部电话机。
对于这个新玩意儿，区照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欢迎。
他甚至高兴地对侦查员说，等公安同志调查结束，这部电话就留下来给他用吧，钱由他来出，不成问题。
他的这种配合态度，反而让侦查员们更加警惕。
当天晚上，专案组的几名核心成员，就在区家的客厅里，对区照铭展开了一次特殊的“审查”。
区照铭心情似乎很好，还特地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价格不菲的洋酒，要和侦查员们喝几杯。
按照纪律，办案人员是绝不能饮酒的。
但王宁事先有过交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几名侦查员于是将计就计，与区照铭推杯换盏起来。
在这样一种看似轻松惬意的闲聊氛围中，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悄然打响。
“区先生，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您那天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去文庙买那么多文具呢？”一名侦查员貌似随意地问道。
区照铭呷了一口酒，眼神有些迷离，仿佛陷入了回忆。“那天啊……就是闲逛，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文庙门口。我突然想起，好多年没进去看过了，就抬脚走了进去。谁知道里面正在搞什么展销会，闹哄哄的。我看到那些纸啊笔啊，就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读过的私塾，就在这附近。于是就想着，买点东西，给现在的孩子们做点贡献。”
他的回答天马行空，充满了随性的色彩，但仔细推敲，却又似乎逻辑自洽。
这种“有钱任性”的行事风格，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似乎并不矛盾。
这一点，从柳嫂和老韦之前的旁证中也能得到印证，他们都说区先生经常会这样想一出是一出，买回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谈话间，区照铭聊到了长年为自己看病的广州名医——应瘦石。
他对应瘦石的医术赞不绝口，但也抱怨他脾气古怪，架子极大。
据说此人医术高明，被誉为“两广圣医鬼见愁”，但只给达官贵人看病，出诊还要坐轿车、坐汽艇，排场得很。
唯独对区照铭，却是随叫随到，毕恭毕敬。
这个细节，被侦查员默默记在了心里。
正当对区照铭的调查陷入一种胶着状态，难以深入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再次打破了广州的平静——反动传单，又出现了！
这一次，地点是当时广州的第一高楼，爱群大厦！
六月十九日中午，有人站在爱群大厦的顶层，向下方的闹市抛撒了大量的传单，内容与“613案”中的传单如出一辙。
一时间，传单如雪片般纷纷扬扬，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恐慌。
敌特分子的气焰，已然嚣张到了顶点！
专案组立刻调集人手赶赴现场。技术人员在对大厦进行逐层搜查时，在十四楼的雨棚上，发现了一块非常不起眼的小木块。
这块木头只有巴掌大小，上面有新锯过的痕迹。
经过技术专家分析，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块小木块，很可能是嫌疑人用来制作“延时抛撒装置”的关键部件！
嫌疑人将一叠传单放在高层的窗户边上，用这块木块巧妙地压住。
然后，他打开对流通风的窗户，就可以从容离开现场。
随着高楼间的对流风不断吹拂，木块会逐渐被吹动、滑落。
一旦木块掉下，被压住的传单就会被大风卷起，纷纷扬扬地撒向楼下。
这种“无人化”的作案手法，使得嫌疑人有充足的时间金蝉脱壳，逃离封锁。
敌人的狡猾和专业，让案件的复杂性，再次升级。
04
爱群大厦传单案，无疑是敌特分子对公安机关的公然叫板，时间紧迫，压力陡增。
王宁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两条战线同时收网。
第一条战线，直指爱群大厦。
侦查员们调取了宾馆的住宿记录和员工名单，对传单抛撒时间点前后所有离开大厦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排查。
经过反复的筛选和比对，一个不起眼的名字，最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盛卯余。
盛卯余，二十三岁，是爱群大厦附属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他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际。
唯一的爱好，就是捣鼓各种收音机和半导体。
他的技术相当不错，不仅能拆能装，还顺带把爱群大厦内部许多老化的收音机、扩音器等设备都修好了。
同事们家里的电器要是出了什么小毛病，也都会请他帮忙，他虽然话不多，但总是有求必应，人缘还算不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常无奇甚至有些热心的年轻人，却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通过走访调查，在传单撒落前的十几分钟，只有他一个人从大厦的侧门离开，行色匆匆。
专案组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达了抓捕令。
然而，抓捕过程却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意外。
当侦查员出现在盛卯余面前时，他那张平日里毫无表情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他猛地推开面前的同事，转身就冲向了自己的出租车，发动汽车，疯狂逃窜。
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在广州的街头巷尾上演。盛卯余对地形极为熟悉，驾驶着汽车在狭窄的巷子里左冲右突，试图甩掉身后的追捕。
可他终究是太过慌张，在一个急转弯后，他绝望地发现，自己竟然开进了一条死胡同。
眼看无路可逃，盛卯余弃车而逃，拼命向胡同口跑去。
就在他即将冲出胡同的瞬间，一辆高速驶来的摩托车正巧路过，躲闪不及，狠狠地撞在了他的身上。
盛卯余被撞飞出去数米，当场死亡。
这条线索，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戛然而止。
就在爱群大厦这条线索中断，整个专案组士气低落之际，另一条战线——对区照铭的调查，却迎来了决定性的突破。
突破口，正是那个被区照铭提及的，脾气古怪的“两广圣医”——应瘦石。
侦查员们几经周折，才在一个隐蔽的公馆里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名医。
应瘦石果然如传闻中所言，架子极大，态度倨傲。
但当侦查员亮明身份，并说明来意是想了解区照铭的病情时，他的脸上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在侦查员强大的政策攻心和心理压力下，这位名医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
他竹筒倒豆子般，道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惊天秘密。
原来，应瘦石之所以对区照铭这位“病人”如此恭敬，随叫随到，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交情，而是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把柄握在区照铭手里——应瘦石是个老瘾君子。
解放后，国家严禁毒品，他的“货源”断了，毒瘾发作时痛不欲生。
正是区照铭，利用自己海外的关系和渠道，像变戏法一样，总能隔三差五地弄到一些鸦片，偷偷送到他的府上。
得了这个天大的好处，应瘦石自然是对区照铭感激涕零，全心全意地为他“看病”。
而接下来应瘦石所说的话，更是让在场的侦查员们感到毛骨悚然。
“凭我行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应瘦石压低了声音，眼神里带着一丝恐惧，“区先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病！”
“不是精神病？那是什么？”
“是中毒！”
应瘦石斩钉截铁地说道，“一种慢性的，长期的中毒。这种毒素，我遍查医书古籍，闻所未闻，应该不是中医里的东西。我推测，这是一种通过西医化学手段合成的神经毒素。每次只要停药一段时间，区先生的精神状态就会明显好转，可一旦继续‘服药’，病情就会反复。我曾经暗示过他，可他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反而对我起了疑心。”
老中医的这番话，如同一道霹雳，撕开了笼罩在案件上空的所有迷雾！
真相就在眼前了！
区照铭定居在广州，每年都会定期“中毒”，那么下毒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他身边最亲近，负责他饮食起居的人——柳嫂，或者老韦！
专案组立刻调整了策略。
他们没有直接点破此事，担心会打草惊蛇，也考虑到区照铭与两名佣人之间深厚的感情，直接揭露真相可能会引起他的强烈反感。
侦查员们决定，继续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从过往的细节中寻找破绽。
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聊天中，侦查员引导区照铭回忆起了自己病情的几次反复。
区照铭想了想，说：“我的病，其实有一阵子已经好很多了。但在1950年的时候，突然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
“1950年？那年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嗯……”
区照铭努力回忆着，“好像是那年，柳嫂家里出了点事，她回海南老家待了挺长一段时间。那阵子，都是老韦在照顾我的饮食。可能是吃不惯吧，等柳嫂回来没多久，我的病就又犯了。”
在区照铭看来，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巧合。
但在侦查员的耳朵里，这却是一条价值连城的线索！
他们立刻找到了老韦，通过手语老师，向他询问1950年柳嫂回家的具体情况。
老韦打着手势，回忆道：柳嫂一共回过两次长时间的老家。
第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当时是收到家里的电报，说她父亲病重，急着赶回去的。
第二次就是一九五零年，说是她母亲病逝了，家里兄弟为了分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她不得不回去处理，在家足足待了两个多月。
电报！
这两个字像火花一样，点燃了侦查员们脑中的引线。
柳嫂一直声称自己不识字，连当“监护人”都是按的手印。
一个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看得懂电报？
她在伪装！
她一直在所有人面前，扮演着一个不识字的、忠厚朴实的劳动妇女形象！
专案组立刻对柳嫂的真实背景展开了雷霆万钧般的秘密调查。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调查报告上的内容，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柳彩霞，原名柳采荷。她根本不是什么目不识丁的村妇，而是正经上过中学的知识女性。
她的第一任丈夫，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年驻琼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少校军官，而这名军官的秘密身份，是军统特务！
所有的线索，此刻都汇集到了一起。
抓捕的时刻到了。
当侦查员出现在柳嫂面前时，她那张平日里总是挂着爽朗笑容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她没有做任何反抗，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审讯室里，柳嫂的心理防线几乎是在瞬间就崩溃了。
她交代了一切，一个潜伏了十余年的女特务的罪恶人生，就此曝光于阳光之下。
原来，一九五零年，她回老家奔丧期间，偶然重逢了她的老同学，一个名叫郎显彰的男人。
郎显彰表面上是当地“大得利银楼”的少东家，实际上却是一名老牌的潜伏特务。
在郎显彰的花言巧语和感情攻势下，丧夫不久的柳嫂很快与他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在郎显彰的不断洗脑和引诱下，本就对新中国没什么好感的柳嫂，半推半就地加入了特务组织。郎显彰给了她一个代号——“龙伯”。
对于特务组织而言，柳嫂这样能够安安稳稳地待在外籍人士身边，身份清白，毫无破绽的潜伏人员，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贝。
然而不久后，郎显彰就接到了上级命令，撤往台湾，临走前晋升为“少将军官”。
柳嫂与他“被迫分手”后，便一直处于静默潜伏状态，与组织断了联系，安安分分地做着她的保姆，直到1962年。
前不久，郎显彰曾经安排给她的单线联系人“容叔”突然出现，在她买菜的篮子里，悄悄放了一枚冰冷的子弹。
柳嫂知道，自己进了贼窝，就再也逃不掉了。
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包括盗窃文具、散发传单，都是由这个神秘的“容叔”一手策划的。
柳嫂在这场阴谋中，只是一个被胁迫的情报提供者和执行者。她将区照铭购买文具的事情报告给了“容叔”，并按照指示，长期对区照铭进行投毒，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精神状态，为整个特务活动打掩护。
而她每天买菜去的那个固定菜摊，摊主就是“容叔”安排的另一个交通员，专门用来传递一些简单的指令和信息。
一个巨大的特务网络，终于浮出了水面。
根据柳嫂的供述，专案组迅速展开了收网行动。
他们以雷霆之势，将以“容叔”——本名关博，真实身份竟是潜伏在广州某干部疗养院内的一名“干部”——为首的5人特务团伙，一网打尽！
“七一”前夕，“613反动传单案”成功告破。包括柳嫂在内的六名罪犯，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正制裁。
消息传来，区照铭在洋房里枯坐了良久。
他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眼神复杂。
在停药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他的精神状态正一天天恢复正常。
他对前来告知案情的公安干警，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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